张颂认为,我国历史上存在着“重文轻语”的现象,现在并未消失,而播音员、主持人正是用有声语言(不是用文字)传播信息、传播文化,因此,“清楚明白”是起码要求;能不能揭示内涵,有没有分寸和分量,是进一步的要求;是不是给人以美感享受,则是更高的要求。如果观众听不清主持人说的是“不信”还是“不幸”、是“明星”还是“民心”,那是语言传播的悲哀。
张颂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但也引起了争论和反驳。面对正常的学术探讨,张颂显得十分平和:“我现在的观点可能不被接受,但不管对错,我要把自己的声音留下来。百年后再来看,也许后人会注意到当时有这样一种声音。哪怕错了,后人也好有个参考。”
虽然张颂已年过古稀,但他仍然关注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至今笔耕不辍。谈起张颂,他的学生芦巍这样说:“老师是我人生的导师,他对我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 播音员不是“传声筒”
播音员、主持人到底是干什么的?用怎样的形式播报新闻最为恰当?随着受众要求的不断变化与提升,很多媒体开始作出不同的尝试。“据我所知,央视内部居然曾有人提出来让相声演员去播报新闻⋯ ⋯ ”张颂说。
张颂回忆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建20 年之际,曾邀请了部分知名演员、语言艺术家,在话筒前播报几篇广播稿。这些同志在自己的创作圈中,如鱼得水,显示出非凡的语言造诣,但是在话筒前广播,报新闻像讲故事,念社论像角色独白——不对路。这个事实说明,播音有特殊的语言表达要求,用别的腔调是不行的。
“播音一定要有自己的语言规格,而不能失去它。当然也不应有固定腔调。”张颂说。
一度,邢质斌找到张颂,聊起自己想退出“新闻联播”的想法。
“你现在退下来做什么?”张颂问。“我想去当记者。”邢质斌说。
“怎么可能?你跟‘新闻联播’已经分不开了!”
张颂始终强调,“新闻播音员不是一群没出息、一味照稿念的传声筒。”他说:“同样一段话,我有多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仔细听绝对能揣测出、感受到其中内涵。邢质斌他们全是在自己理解下, 用敏锐的思维反应把握政策分寸,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局限性,哪有创造?他们一直用声音在一个局限的空间里翻跟头,这就是创造。” 张颂心中一直铭记着这样的训诫:“一戒自我表现,二戒随心所欲”。这是播音大师齐越的经验之谈。张颂说,播音不管有稿无稿,都必须有“依据”,有了依据就有了局限性,就需要发挥创造性。齐越所追求的“稿件内容、形式和尽可能贴切的语言技巧的和谐统一,情真意切和准确表达的和谐统一”就是播音员的创造所在。齐越曾说过:“是的,我读的是别人写的稿子。”“是的,我是个传声筒。我传的是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走向胜利的声音;我传的是党和人民政治上和谐一致的声音; 我传的是中国共产党堂堂正正的真理之声。做这样的传声筒,我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张颂认为,正是在读“别人写的稿子”的过程中,齐越发挥了广播语言所特有的“抑扬之美”,创作出了无数播音精品,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他的作品存留在史册上,也铭记在广大听众的心里。 仔细阅读张颂的文章著作,你会惊讶于他对播音事业的痴迷与执著。他不反对个性,更不反对自然,但是他强调规范与品位,强调播音员的责任和播音作品的质量。他说,有稿播音易“板”,无稿播音易“水”。他质问:评书、小品、话剧、电影在语言上是很讲究的,生活中,很多人说话清晰准确。
我们做节目主持人,就应该“等而下之”么?
张颂欣赏沈力的沉稳高雅,王雪纯的清纯聪颖,张泽群的干练锐敏,敬一丹的深沉朴实,方静的通达持重——张颂更为欣赏的,是他们的共性:在他们孜孜以求的磨砺中,虚怀若谷是他们的共有品格,知音知心是他们渴望心灵沟通的最大收获。他称赞道:“这种不为自己个人定位，专心致力于大众传播、努力做到‘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的态度,应该说是摸索到了电视传播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