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璐的身上仿佛有一种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力量， 这是在她宽和冲淡的人生故事中流露出的别样滋味。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广播教育工作者， 她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广播教育事业的起步与发展、艰辛与成就。特殊的历史年代造就了她“理想主义”的求学时光，也让她在其后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逐渐学会了“理性”与“建设性”的思维。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享受着“广播”与“教师”这两大人生际遇所给予她的力量：“我从事的正是我所喜欢的， 这就是人生的难得。”曹璐感恩并且珍惜。
令人难忘的是，从物质贫乏、政治动荡、辗转颠沛，甚至于一度停课复课的年代中一路走来，曹璐却几番感慨“赶上了教育最好的时代”，这位七旬长者的肺腑之言不禁引人深思她对于教育之“最好”的理解。在她的心目中，最好的教育不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而是静水深流的大师大家；不是高高在上的师道尊严，而是温情隽永的师生情谊；最好的教育，是对学子的接纳与成全，是对人性的包容和悲悯，是自由开放的精神涵养， 是知行合一的理念导向……简单地说，透过她的娓娓道来，最好的教育便是最本色的教书与育人。
也正因如此， 曹璐在她几十年的广播教育生涯中，身体力行着她言犹未尽的诠释与追求。历经知人论世的岁月年华， 她淡然地为自己总结道：“我就是一块当老师的料，就是一个喜欢广播的人。”
广播学院———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摇篮
1955 年，曹璐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回忆起北大的求学经历，她说道：“按照北大新闻专业的课程安排， 前两年新闻专业与语言文学专业合上，所以我当时有幸聆听了一批大师级学者的课程，包括高明凯、王力先生的语言学；游国恩、吴组缃、王瑶、林庚先生的文学史课；林涛先生的现代汉语课等等。我现在还记得老先生们上课时的情景：黑板上墨宝般的板书强劲挥洒，每位先生独具个性的话语表达和手势动作，课堂形成一种特有的气场。有些先生的方言较重，大家格外认真地听课记笔记，努力追赶着课堂的速度和节奏，从中感到老先生们的深厚学养给莘莘学子带来的启迪和力量。北大新闻专业的课程也颇具特色。方汉奇先生的报刊史，几张卡片就把新闻史中的人物、事件、背景、意义讲得深入浅出，通透精辟；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理论，尤其是对报纸党性的讲解颇具棱角；蒋荫恩先生的报纸编辑，引用《人民日报》的版面、标题、评论做案例分析，还介绍英国《泰晤士报》《卫报》的版面标题、排版方式等。这些都对我———一个缺乏社会实践，未能突破高中生式学习的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启发，从中也体现了20 世纪50 年代新闻教育的开放、包容和专业化的学理特色。这些不仅是专业课程的学习，也是一种专业精神的启蒙。”
1958 年8 月， 被誉为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摇篮的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被合并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正值大学四年级的曹璐也随着院系的调整，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员。1959 年7 月，曹璐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 和十多位人大新闻系毕业生一起分配至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她终生学广播、教广播的教师职业生涯。
曹璐回忆说：“建校初期的北京广播学院校址在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附近，一座五层灰色的办公楼，和北大、人大相比，显得有点简陋。教室、办公室、宿舍、食堂、图书馆、实验室都在这幢灰楼中，好处是相对紧凑、灵活。”曹璐笑道：“虽然是百业待兴，但是广播学院从开办之日起就体现了鲜明的系统办学优势和广电学科特色。分到广播学院，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尽管与时至今日已然享誉中外的中国传媒大学相比，广播学院的发展之路不可谓不艰辛，但透过曹璐充满温情的回忆， 这座新中国广播电视教育的摇篮学府于半个多世纪前开启的那场如火如荼的创业史也在温情中变得清晰而可敬。
曹璐介绍，“在我的印象中， 广播学院的办学特色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学院决策层具有丰富的广播实践和管理经验，不仅是系统办学，也是内行办学。第一任院长周新武是解放前的老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参加过‘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还做过多年的部队和地方宣传教育领导工作。解放后，他是第一任华东电台台长、上海电台台长。副院长兼新闻系系主任左荧也是一位老广播， 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国民党军广播的主管。解放后，他担任了广播事业局地方广播部主任、国际联络部主任，60 年代他主持广播系统的录音报道研讨会， 发表了《谈录音报道》（见《广播业务》，1957 年第9 期）一文，其中对录音报道的界定、音响要素、真实性原则等进行了规律性的梳理。这些论述至今仍是广播听觉文本规律研究的奠基性论述，也对我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其二，学院非常重视专业教学基础建设和师资队伍培养。新闻系建系初期就组建了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编采业务等教研室，教研室骨干大多是来自广播一线的老广播。当时，被错划成右派的一批专业人才也调进了广院，承担了重要的教学任务，在新闻系初建时期他们成为智库型教学资源。比如广播事业局原副局长温济泽， 曾经在自述中提及：‘在这几年中，我又向系里建议开设两门新的课程，一门叫做《政策讲座》， 聘请了党政机关有关负责人如吴晗等人来校讲课。还有一门叫做《社会知识》，组织同学们到工厂、农村参观，到新闻单位实习，使教学密切联系实际。’”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曹璐正好担任了温济泽所承担的《政策讲座》和《社会知识》两门课程的助教，温济泽的呕心沥血与言传身教带给了曹璐一生难忘的影响，也因为这段经历，曹璐将温济泽称为“永远的老师”。曹璐继续说道，“《政策讲座》和《社会知识》两门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开放的课堂，调动了同学们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性。很多年后一位校友还回忆说：‘母校和老师给我们安排的课程尽心而实际，尤其令我难忘的是《政策讲座》和《社会知识》课，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许多内容和感悟使我们受益如此久远，乃至终身。’此外，温济泽老师还先后为新闻系59 级、60 级、64 级、65 级同学主讲新闻写作和广播业务课， 校友这样评价他的讲课：‘温老师讲课能从一点生发出去， 纵横驰骋之后又回到原点，让你领略知识和思考的力量。’这位同学将温济泽老师称为‘点燃生命之火的人’。”
“其三， 新闻系开办之初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放手给青年教师挑担子， 以以老带新的方式参加课堂教学和教材基础建设。总的来说，广院的初创期还是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的， 比如新闻系抽调地方台的‘笔杆子’共同编写广播理论、广播史、广播业务的教学大纲， 并投入大量精力编辑出版了我党从延安至60 年代初有关新闻广播的政策文献和代表性文论。编辑出版了《新闻广播论集》（上下集），编辑了延安时期至 60 年代初的代表性广播作品选———《广播稿选》等等。今天，这些教材、教案已经变旧发黄，而老院长周新武、老主任左荧以及被学生称为‘点燃生命之火’的温济泽老师都已作古驾鹤西去。但是他们传承下来的爱学校、爱专业、爱学生的敬业精神，在50 多年后的今天显得更为珍贵。”说到这里，作为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的曹璐，无比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