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之际显从容 立德敬业勇创新
记者：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９年，您从一个单纯的业务型的教学的老师，到了新闻系领导的岗位上，这五年间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做了哪些改革创新？
赵玉明：从１９８４年起我开始担任新闻系的副主任，分管教学研究，后来又担任主任，直至１９８９年３月担任院领导。从一个单纯的业务型的教学的老师，到了新闻系的系主任的岗位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转变。我在新闻系领导岗位上的五年，为自己在教学、科研、管理上都奠定了基础。因为我原来是搞广播史的，虽然是教研室主任，但教研室也就两三个人，任务不重。作为系里的领导来讲，要管起全系的教学科研工作，就要不断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新闻系为广播学院开办之初的三大系之一。１９８０年学院调整文科教学机构，以新闻系原有各专业为基础重新组建为四个教学系（新闻系、播音系、文编系和电视系）、一个新闻研究所和一个语言文学部。新组建的新闻系是在原广播业务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的，当时全系只有教职员工２０人左右，专业也只有一个编采专业，就是现在的新闻学专业，而且办学层次比较单一，就是本科。１９７９年曾经招过硕士研究生，后来中断了。作为一个小新闻系，当时我们跟人大、复旦新闻系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在我接任系领导以后的五年，我和新闻系的其他领导与全系教职员工一起，在前人的基础上，逐步地把新闻系发展起来了。我们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开创：
第一，筹建了广告专业，把单纯的新闻专业变成了两个专业。广告专业于１９８８年开办，１９８９年开始招生。当时大陆广告专业只有一家，就是厦门大学，我们是第二家。那时候办一个专业，报告要打到教育部去，不像现在，学校说办就可以办了。
第二，办学层次有了显著增长。１９８０年刚分系的时候，新闻系只有一个办学层次———本科，经过几年努力之后，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都发展起来了。在８３级以中央电台为主的编采干专班之后，又招收了８４级以地方台为主的编采干专班，还招收了８４级大专班（北京班），８５级大专班（山东班）。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７年先后招收两届研究生班，主要为中央电台、国际台培训干部。１９８７年又为本院和兄弟院校开办了助教进修班。同时本校的新闻学专业的函授班也办了起来，还为中央电大开设了广播专题讲座课，办学层次有了显著提高。
| 第三，编写了我们新闻系的第一代教材。在这之前，新闻系没有系列教材，只有教学提纲、参考书。现在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材已经有了第三代、第四代教材，那么，１９８６年我们编的是第一代教材，共８本，从理论、历史到业务，使新闻系的教学逐步发展了起来，因为办学第一就是教师，第二就是教材，没有这两样是办不好学的。第四，扩大了新闻系的影响。一是扩大新闻系在学校的影响，二是扩大新闻系在广电系统的影响。我们办了两件大事：一个就是编辞典，首先倡议编纂中国第一部广播电视专业辞典，即后来的《广播电视简明辞典》，是由新闻系首先提议，然后和兄弟系合作的；再一个就是召开了广播学院第一次研讨会。现在研讨会多得很，但过去就很少了。我们召开了大概是广播学院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研讨会，就是１９８６年召开的“解放区广播史座谈会”，那时还不叫研讨会，但实质上是研讨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员层次之高，过去也是少有的，就是原来解放区的老广播凡是现在北京的几乎全请来了。参加人员包括中央广播局的第一任局长李强，他当时是国务院顾问，现在用级别来讲是副总理级。还有原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编辑部主任温济泽，我们学校第一任老院长、原华东台台长周新武以及解放区广播电台的许多老同志。我们把这些老广播、老编辑、老播音员、老技术工作者请来，开了一次“解放区广播史座谈会”，后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策划成立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广播电视史研究委员会，使得新闻系的影响逐步向外扩展。当时我还担任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副秘书长，参与筹备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因为广播电视学会成立的时候，中央三台各出一位副秘书长，广播学院也出一位副秘书长，我是从新闻系代表广播学院参加的。后来我当了副院长还是副秘书长，他们说要不要换人，我说换也要换广播学院的，不能说把我换了，就把广播学院的影响消除了。要把一个系发展起来，除了内部办学和搞科研，还要把它的影响逐步扩大。经过努力，新闻系先后被评为学院的先进集体以及北京市新闻系统的先进集体。这是我们做出的一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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