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9 月4 日，重庆出版的《大公报》刊发了该报记者黎秀石发自“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签署投降书的报道：“中国全权代表徐永昌上将签字时是9 时10分，我眼眶充满了忍不住的泪水，万般情绪冲上心头。我为中国的将来，为和平与自由，以及为那些为祖国献身的烈士祈祷……同时那压抑在心里，从小蒙受种种国耻的忿恨，此时此地爆发出报仇雪恨的无比喜乐。”黎秀石时任《大公报》记者，是应邀登上“密苏里”战舰，采访日本受降式的中国记者之一。
黎秀石与中国传媒大学有什么关系呢？他原来是笔者当年就读的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首个英语班的主讲老师。那时，他从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英语组（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刚刚调到学院任教。这个英语班是根据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的指示，于1961 年秋季开办的，它的初衷是为广播电台驻外记者培养人才。学生则是从新闻系59 和60 级选调的，共十三位，我们夫妇是其中的两位。新中国成立前，黎秀石曾担任过《大公报》驻外记者多年，正好是人尽其才，扬其所长。黎秀石老师不负众望，在近四年的时光里，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为教授我们而夜以继日地忙碌。因为是新开的英语专业，目的性很明确，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他就亲自编选教材，打字、油印、装订成册，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我们班的英语专业精读、泛读、写作和口语各门课程的教材全部由他编写，同时他还亲自讲授前三项课程。1978 年12 月他是广播学院第一批被评为高级职称的副教授之一（当时，广播学院只有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齐越一位老师被评为文科正教授）。
战地记者的惊险经历
1931 年至1935 年，黎秀石曾就读燕京大学新闻系，打下了坚实的新闻基础。之后，曾先后在香港《南华早报》的英文电讯晚报和合众社香港分社担任记者，直到日军1941 年底占领香港岛。黎秀石在其《自述》中回忆道：“在最后那一天，办公大楼中弹，落在我头顶上那一层，却没有爆炸。”这样他就逃过了一劫，但心中更加激起了对日军的仇恨。1939 年7 月，“七.七事变”两周年前夕，黎秀石采访过当年的宛平县县长王朗斋，记述日军在宛平发难的实况，在《南华早报》的晚刊上发表，美国合众社总社把这篇报道译成英文以外的12种文字，分发至该社在世界各地的分社。1942 年春，黎秀石在其父亲的劝说下离开了被日军占领的香港回到广州，又转往南海县老家丹灶乡。在家乡期间，他在友人的协助下，躲避了日本宪兵对他的追捕，再次逃过了一劫。1943 年初，他和新婚夫人到了桂林，在那里被《大公报》国际版录用。1945 年1 月某日，时任《大公报》总编的王芸生与黎秀石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到缅甸出任战地记者，时年刚过三十岁的黎秀石二话没说就做了肯定的答复，而当时他的儿子刚刚出生三个月，他事后才向爱妻说了此事，他夫人支持他的决定。王芸生总编告诉他：“你是出去报道英美盟军对日作战的进展，我们需要的是可靠和及时的报道。”到达缅甸之后，黎秀石被派往随英军第14 军的战地记者，采访从收复缅甸中部重镇瓦城，直到解放首都仰光的战况。此时，日军节节败退，盟军一路高歌，他工作顺利，引以为乐。这时，中国远征军也正在缅甸北部东瓜一带英勇作战，并给日军第55 和第56 师团以沉重打击，救出了被日军第33 师团包围的英军第一师7千余人。此外，中国远征军从敌人手中夺回的英军辎重100 余辆，均悉数交还英军。在缅甸的几个月里，黎秀石共向国内发回了一百多篇文章，《解放瓦城之路》、《斯威堡的华侨》、《仰光解放》、《血泪斑斑话缅甸》等，其中很多是在密林或山洞中写就的。这些报道充分展现了他的爱国情操和战地记者的职业操守。他出色地完成了王芸生总编交给他的任务。
与此同时，他也多次遇险并死里逃生。有一次，他和外国记者乘坐吉普车正穿过日军败退撤出的树林，突然间一声枪响，坐在前座的路透社英籍记者中弹身亡。原来树林中还有敌人埋伏的狙击手。还有一次，黎秀石因故没有赶上原定的一架从加尔各答飞往锡兰（今称斯里兰卡）的康提（当时为东南亚盟军总部所在地）的军用运输机，改乘随后的一架。当他平安到达目的地后获悉，原定要搭乘的飞机坠入印度洋了。他又逃过了一劫。
盟军收复仰光之后，报馆指令黎秀石到英国太平洋舰队设在澳洲的总部，采访盟军进攻日本的战况。某天，黎秀石乘坐一艘进入日本海的英国主力舰，突然紧急警报响起，各就各位，准备战斗！那时日本政府已经通知盟军即将投降，但尚未举行签降仪式，此时军舰上的英军官兵放松了警惕。听到紧急警报，以为日军反悔了。原来是一个日本飞行员架着一架鱼雷轰炸机，潜入这艘英舰上空，正要俯冲之时，被英军一架驱逐机发现，将那架日军轰炸机击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