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是中国国家命运的大拐点。1977年，也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这一年，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对于每一位77摄影班的同学来说，堪称个人命运系统的一次大大的重启……
01.骄子前传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今日中国最大的现实是超现实，当我们将回溯的目光放至比1977更为靠前的年份，忽然发现60年代中国版本的超现实更为决绝。
好像在奔腾的大河中间陡然竖立起一道大坝，隔断了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的一切。如此的变故，就好像一场场来来去去的疾病，在刚刚17岁的青春中国肌体上反复发作。这样的疾病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政治运动。
只不过，肇始于1966年的这场运动，将一个国家和它的公民拖入了长达十年的疯狂之中。
“始”于1966
1966年5月25日，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七名党员贴出了署名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激烈抨击北京大学领导班子。大字报一贴出，立即轰动全校。6月1日，毛泽东看到了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表态说：“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决定立即广播。请你通知陈伯达，要在明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要配社论，给左派们以最大的支持。”“文化大革命”开始爆发。
可谓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文革”造反之火。
伴随着“造反有理”的汹涌浪潮，6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开始以更加激烈的言辞来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高考终于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全国高校随之停止招生。“读书无用论”像夏日的疾风暴雨生生将校园内的学子们裹挟进去。
这一年，任金州13岁，刚刚小学六年级毕业。对于一个在二炮大院长大的北京男孩，他最得意的不尽然是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而是结交比自己见多识广的大朋友们。好成绩、好人缘再加上“话痨”，使得他成为学校有影响力的小小的意见领袖。当全面停课的消息传到任金州所在的学校，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放下书本，积极追随高年级那些穿着军装、威武无比的“红卫兵”大哥哥们，和他们一起投入到火热的大串联中去。
任金州：我跑到公安部的门口，就是现在公安部门口的接待室给家里打电话，跟我老爸说，我要到北京站，上火车，我要去重庆，寻访红岩村和白公馆，给我点钱。我爸在电话中大吼你马上给我回来，我一听不妙，立即把电话挂了，马上往北京站跑，就怕我爸派人把我从北京站截回来，跑到北京站身无一文地登上南行的列车。
“文革”串联，天下大乱，红卫兵们带着介绍信，走遍大江南北，车票不花钱，吃饭有公家接待。还是个大孩子的任金州跟随着这支队伍向西南进发了，火车上没有座位，就睡在火车的座位底下。四天后到了重庆，瞻仰了江姐被囚禁的渣滓洞；最后从重庆坐船沿长江一直到武汉，在武汉转了一圈，然后回到北京。到了北京家中，向母亲要了20元钱，又继续南行，串联到了南京和上海：参观了南京雨花台、总统府、中山陵，上海江南造船厂，鲁迅、宋庆龄故居，外滩、南京路上好八连一一看过去……返回北京后，任金州身上的20元钱竟然原封未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