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院学生会主席的岑传理代表学生会多次和后勤部门交涉，不过成果并不明显。于是有一天他决定豁出去解决一下这个工作难点，于是带人闯进了院长办公室。
岑传理：院领导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显得很民主。问我们有什么管理办法和好的建议，我提出可以试试以兵管兵，让学生各班轮流下食堂帮厨，同时让各窗口由学生卖饭，统一结算。此招学校领导说可以和食堂商量。我想，各院校无此先例，让大学生卖饭，天下奇闻，也没抱太大希望。
一周之后，学生会接到学校通知，食堂新管理办法出炉：每班轮流帮厨并卖饭一周。从此，在卖饭窗口里，学生们亲切的面孔换掉了大师傅的“冷脸”。遇到自己班同学买饭时，卖饭者的菜勺还要再少抖两下，于是饭菜大大丰盛过从前。第一个月月底结算时，食堂收入超过了以往，于是超出的部分全部补到下月伙食费中。很快，广院食堂还出现了“佛跳墙”——又便宜又实惠、肉多菜香的伙食引来各大院校师生观摩取经，二外的学生更是经常闻味“跳墙”而来。
77摄影班里有个“卖饭代表”，也绝对称得上是学校的帮厨模范，他就是刘建新。
程鹤麟：忘了从哪天开始，不知他如何打入学校食堂内部，反正突然有一天大家惊喜地发现，学生食堂的售卖窗口里，巍然屹立着我们77摄影班的刘建新。他笑容可掬态度殷勤动作麻利，收饭菜票，唱饭菜名儿：鱼香肉丝一份，米饭半斤，馒头五个……在用餐高峰时段为忙碌的厨房义务帮工，他是厨房工友眼里的活雷锋；为77摄影班同学敞开了优先买饭买菜的后门，他是全班同学的贴心人。
永远笑眯眯、一脸富态的刘建新，很像专职大师傅，有不少79级新生都把他当成了“真厨师”。他仿佛特别了解同学们心中的“真正需要”，于是每次都早早到达食堂，带着一帮人“占领”打饭窗口。
刘建新：大三和大四，我都一直在食堂里头帮厨。因为当时在学校里头，没有更多的社会服务的机会和岗位，作为我来说，真是想为大家做点事。当时食堂确确实实人手很紧张，所以我就跟食堂的大师傅们联系了一下，他们当然非常高兴。其实我也就是帮着打打菜，那时候吧，如果看到我们自己班上同学，那这个菜肯定就要多半份，这种关心实际上是特别朴素的。我现在虽然是河南台管新闻的，但也有点不务正业，也管管食堂。没有别的，也还就是想为大家服务。学校对我的培养和我现在的工作每一个地方都是有联系的。
刘建新的细心和对同窗好友们的热心在韩国强的印象中也十分深刻。
韩国强：记得每次我们下馆子，他都要先拿醋壶倒一碗醋，然后把大家所有的筷子、勺子都涮一涮再让大家吃。他自己会带一个勺子，有鱼什么的，都要帮大家分好。他想得特别周到，包括现在把他们河南电视台的后勤也抓得不错，食堂很出名。
大食代
当时的北京，是很多外地人向往的地方，城市面貌和物质供应都要比各地高出一大截。拿黑龙江来说，粮食供应还是25％的细粮、75％的粗粮，但如果到了北京，用全国粮票来换北京粮票的话，米面占到75％，粗粮只占25％。除了蔬菜品种丰富，供应充足外，北京的肉类供应也非常令人羡慕。北京市民买一斤肉需要交一斤肉票，但如果买两毛钱的肉，则不需要交肉票。两毛钱的肉也有薄薄的一条，足可以炒一个菜了。于是在广院上学对于外地到来的学生们来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
当时大学生一个月的平均生活费是12元钱。两毛五能吃一顿挺好的饭，最贵的菜两毛钱，叫做烧茄子，有一点肉，茄子是油过的。剩下的还有5分钱，甚至两分钱的菜。一天平均花上个四五毛钱，那么12块钱就可以撑着吃一个月，后来慢慢涨了点，大概涨到20块钱。在吃饭的问题上，带工资入学的同学就“豪气”了不少。比如一个月拿40多块钱的钟大年，他很豪爽，所在的小组不论是外出活动还是下馆子改善生活都常常花他的钱。不过比较起来，小组成员王桂华还是最最获益者，因为钟大年一直到现在还在单请她。
程鹤麟：钟大年这项个人优良传统已经保持了三十多年了：热爱买单——凡同事同学聚餐，除非哪个傻小子提前声明（有时提前声明也没用），否则最后买单的一定是钟大年老师或同学。
钟大年：那时候，我们小组六七个人去王府井东来顺吃一顿涮羊肉只要10块钱，不过那也已经是我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了。唉，记不清有多少次小组活动，也不知道花了我多少钱，只知道毕业后第二周我结婚的时候，存折里只有100多块钱了。好在太太没有埋怨我，因为，她就是我们小组受益的成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