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力：不仅做成了，而且对后面央视体育赛事公用信号制作的影响绝对是无价的。
这47个孩子仅仅是奥运转播成员中小小的一分子，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幸运的，因为这次奥运转播将成为他们自身最宝贵的财富。
BOB与中国传媒大学的完美结合，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本《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标准研究》为大型节目的转播提供了启示，而这47个学生毕业后，除几个考研继续上学的学生，全部被中央电视台录用，现在，他们全部是那里的骨干。
“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绝对不能任由外国人摆布，如果整个北京奥运会全是外国人来转播，那么无异于是将中国自己的话语权交给了别人。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团队来控制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参与赛事的公用信号制作，让外国人看到中国不仅是一个体育大国，也是一个赛事公用信号制作的大国。”这是马国力与任金州2003年见面第一次讨论奥运转播时说的话。2008年后，再看这些话，他们做到了，他们用行动践行了这句话，为中国的奥运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大礼。
17.电视有学
逝去的20世纪，因为电视有了记忆；而生命与岁月因为记忆显得悲喜交加。
在中国上个世纪50年代，当沈力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一个由办公室改建的简陋的播放室里，播出中国第一条电视节目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时间不长、制作粗糙的节目，却是中国电视事业上重要的一步，也是影响深远的一步。
77摄影班的同学们伴随着中国电视的发展与之共同成长，对于中国电视的思考也在同学们的成长中日趋成熟。从无学到有学，从无体系到初具规模，他们不仅仅是中国电视的见证者，更是中国电视学的缔造者与建设者。
手艺人的“手艺书”
就在电视起步之时，中国陷入了慌乱的“文革”十年。没有电视节目的实践，电视理论研究自然也随之处于停滞状态，就连之前的研究成果也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而大加批判否定。广播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也被篡改为“全面专政的工具”，此时的中国电视，已经毫无理论可言。
然而，进入到了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也沐浴着中国的电视事业。“四级办电视”决策一经提出，中国电视事业有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成长，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是播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极大改观。然而，与之相配的电视理论却很不系统、很不成熟，即使有人在研究，也只不过停留在个人的自发状态，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分散无序，而这些文章也仅仅是发表在自己誊写的油印刊物和教材上，或党政机关报副刊及晚报之上，更不要说国外译著了。
钟大年：毫不夸张地说，书店里所有关于电视的书加一起，也不过一个书架。
日益丰富的电视实践时刻都在召唤着理论的介入与创新。而此时的北京广播学院，拥有着一份使命感与责任感，而这一艰巨的任务，便落到了电视系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