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 仲呈祥与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合影。
影视美学的历史观
仲呈祥的文艺品鉴标准就是坚持“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和谐统一。他引用鲁迅当年在《文艺与革命》中就中国文艺批评界的趋势所指出的，批评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也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观点，认为只有从容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批评理论的不同视域及其成果，才能悟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提出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是较之这些文艺批评形态更具有宏观视野的一种科学的原则和方法论。
仲呈祥的影视美学的历史观是坚持“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唯物史观。因此，他认为，我们的文艺作品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但是，当前的一些影视作品的创作确实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脱离人民不问世事的现象。这种作品表现的只是一群脱离国情超前消费的公子小姐形象，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在这种作品中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在坚持人民观的历史观的同时，仲呈祥又鲜明地指出，文艺创作应当防止“尾巴主义”。那种认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是十分错误的，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否则就是“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他认为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的“两个结合”充满了辩证法，即“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并称这“两个结合”是对于消极顺应落后、低级趣味而放弃积极教育引导的脱离人民倾向的警诫和根治良方。
影视美学的民族观
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观仲呈祥文艺批评，便可发现，较之“美人之美”，似乎他更是侧重“各美其美”的，可以说仲呈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是一位忠实的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者和弘扬者。他对生吞活剥、东施效颦的西方理论指导下的作品深恶痛绝，对肆意解构经典、戏说历史、颠覆传统美德的文艺作品总是大加挞伐。他批评《西施归越》，“将卧薪尝胆、奋发进取的勾践写成了色魔和暴君，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形象范蠡写成了小鸡肚肠‘戴绿帽子’的小人，顾全大局、舍身就越的巾帼英雄西施成了被越国唾弃的坏女人，此风不煞，公理何在？”他批评《典妻》中描写被典“母亲”的“幸福感”，糟蹋了原著“揭露旧制度下富人对穷人‘借腹生子’对人性、女性的戕害。”他批评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作品：“居然把原作孤儿‘看图听史’明白历史真相后亲手刺死奸臣屠岸贾完成‘忠战胜奸’这一复仇主题，改为孤儿高举利剑时，忽然想起屠岸贾十几年来对自己的‘关爱’，于是弃剑于地，不忍下手，屠拾起剑来，佯装自刎，出其不意一剑刺死了忠臣程婴！请问，这究竟是表现了‘人性的深度’还是淡化了乃至颠覆了原作的精神价值取向？”他还旗帜鲜明地反对把“三国演义”改为“二国演义”，把“赤壁之战”戏说成被弱女子小乔一人“化解”的创作倾向。
仲呈祥认为艺术批评中务必坚守“中华民族审美创造力表现上的特点不能变，中华民族心理素质上的特征不能变，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不能变，中华民族价值系统中的核心概念不能变，且必须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倘若没有这“四个不变”，中华民族将失去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中华艺术大厦势必坍塌。这就是仲呈祥的“文化自觉”观和“文化自信”观。
（作者张金尧系我校艺术学部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