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重在创新拓荒
王维家：您在《美学的延展》这本书的“后记”中谈到自己的美学研究时，特意引用苏轼的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认为自己研究美学写成这本书是“雪泥鸿爪”，这当然是谦辞。我想问的是，您如何看待自己这些年来在美学领域的探索经历、成果和心得。
张晶：这段研究经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促进，人需要不断的反思，有反思才能提高，才不会觉得茫然。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脱离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有很多研究是与古代文学相关的，它们是一个整体，包括辽金元研究。以辽金元研究为例，这些年来大概写了百余篇研究论文，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高规格刊物上发表。从研究内容看，一开始是个案研究，后来有些文章开始注重理论的建构，比如发表在《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上的《论金诗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史”的角度对金诗的发展作了很清晰的勾勒。这些文章主要是辽金诗学研究，词学研究也有一部分，比如论遗山词的，都是些框架性的东西。还有些其他方面的研究，比如《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中的“辽金元卷”，这当然是大家共同的劳动结晶，但是其中的整体框架、脉络我考虑得比较多，最后的统稿工作也付出了很多精力。《中国诗歌通史》也是一样，我负责的“辽金元卷”浸透了我的思考和心血，像辽金元与宋代的交叉、辽金元与明代的交叉，这些涉及到整体框架的问题，需要反复权衡取舍。前些年在辽金元方面研究比较多，与我的学术兴趣有关联，也与我们学校现在的学科状态有关系，现在依然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有多家学报就邀请我组织力量撰写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有的还是他们的名牌栏目，比如“辽金文化”、“辽金文学”等等。辽金元文学研究原来只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小国”，现在不断发展壮大，好多青年学者、包括博士硕士在确定论文选题的时候，都将目光投向辽金元文学。值得一提的是，我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通讯评议员，每次都能收到几十份以辽金元为研究内容的课题申报书，这些说明，大家越来越关注辽金元研究。
古代文论方面，我更多的还是从美学的角度来挖掘，我认为文论与美学是分不开的，有了美学的眼光才能更好地挖掘文论的深度。技巧性的东西、技术层面的东西可谈的没有那么多，比如说意象的问题、平仄的问题，都是比较具体化的，对于中华民族流传下来的很多文论的东西，如果不能进入到它的“内部”，就会感觉到它们很散乱，一旦进入到其里，就会发现它们互相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勾连。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是有体系的，只是这个体系以范畴作为纽结，已故的蔡仲翔教授搞了中国美学范畴丛书，出了两辑20种，到编辑第三辑时蔡仲翔先生去世了，这项工作停了下来，现在出版社又想继续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文学遗产》曾经专题探讨过“范畴”这个话题，从“范畴”角度来探讨古代文论的研究价值，这项工作还是很有可为的。范畴对宏观研究来说相对具体，对很多具体的研究而言又具有一定的理论层次，所以很多人把研究视点聚集到“范畴”上来。我虽然从范畴角度来研究“神思”，但是与一般的范畴研究者视角有些不一样，也形成了一些心得。当然范畴研究也有局限性，就像任何理论视点一样，只能从一个角度来探索，就我自己而言，体现为一种历史感的缺乏。有些学者有很强的历史感，我在这方面相对淡一点，我更多的注重从理论上把它建构起来，有些范畴看起来只是一个范畴，但它辐射的东西特别多，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就是要把很多散乱的东西串联起来，这是很迫切的工作。我们要让国人和世界看一看，我国古代文论的很多东西能够立起来，你像散乱在不同书里的序、跋、书信，还有札记等等，如果大家看不到这些东西整合起来的理论的框架，那么它的价值则无从谈起，就像埋在沙里的金子，不淘洗就没人知道。范畴也是一样，如果只是散乱的材料，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只有把它立起来，才能看到它的本原。我们从事范畴研究的学者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其他研究学者也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研究，不管是搞具体个案研究的、还是搞文献整理的，都要共同来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