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岁末，忽然传来原广电部副部长，曾任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的田聪明同志因病不幸于12月26日去世的噩耗。在与几位和他有过接触的友人交谈中，大家都很怀念这位作风朴实、敬业，待人热情诚恳的“老部长”。上世纪90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与田聪明有过多次近距离的交往，留下来迄今难忘的印象。
（一）
田聪明是1990年担任广电部副部长。当时，他分管部属高校工作。我是此前刚就任广播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学科研工作。本来我们两人缺少直接联系的机会，但机缘巧合，不久竟然相识，而且我多次参与他主持的有关会议。
我在广院领导分工中虽然不管财务，但教学科研离不开钱。缺少充足的教育经费，教学科研方面的很多工作就难以开展。当时学校的财务状况是，每年上面拨下来的教育经费中，人头费该多少，用多少；日常后勤保障花多少，是多少；教学科研经费剩多少，算多少。以1990年为例，全年教育经费700多万元。人头费约240多万元，后勤保障约300万元，业务费（即教学科研图书费等）约80多万元（比1989年下降10万元）。其他为预留款、结余款等。仅以图书经费为例，1995年下拨学校教育经费约1500万元。按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其中应有5%用于图书购置，当年应拨75万元，但实际由于上述原因，实际只拨23万元，尚不足2%，缺口在2/3以上，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广电部直属院校，每年的办学经费是由国家教育经费中开支，根据办学规模，由教育部拨款。另一类基建经费，由广电部立项，财政部拨款。此外，再无大额的经费来源。90年代初，刚开始收取学费，但数额不大。如何多方筹措办学资金，既是广电部分管直属高校的田聪明关切的问题，也是作为学校领导之一的我日夜牵挂的问题。
1993年冬，我在一次参加新闻界好稿评选活动时，听到一个信息，北京市规定，从在京新闻单位的广告收入中提取5%作为北京市教育经费的补充。返校后我向广电部教育司和学校的主要领导汇报此事，并建议向广电部提出，可否从中央三台主要是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广电系统教育经费的补充，并可以此为由不向北京市缴纳此项费用。可能是我的这次建议起了作用。
1994年10月，广电部决定设立教育基金。《决定》中称：基金来源主要是从中央电视台广告总收入中（扣除成本）按2%的比例征收。为了合理和有针对性地使用这项基金。广电部专门成立了以田聪明为主任的教育基金（后改成教育专项补助金）管理委员会。我代表广院参加管委会的有关会议，参与讨论经费的分配和使用问题。从此，开始与田聪明有了直接的接触。
当时，广电部有直属高校四所，除广播学院外，还有北京电影学院、浙江广电专科学校（今浙江传媒学院）和山西管理干部学院（今山西传媒学院）。各校均有代表参加管委会。记得第一次开会时，田聪明说起建立教育基金来之不易，花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记忆中起初每年央视提供几百万元，以后逐年增加，截至广播学院划归教育部之前，每年固定为5千万元。经过讨论于1995年制定了广电部教育基金管理办法。《办法》明确提出，教育基金主要用于解决各院校的教学急需，改善办学条件，支持部属高校向“211工程”迈进。但究竟把这笔钱用在哪些方面呢？或者说，怎样才能把这笔钱用在我分管的教学科研方面来呢？这是颇费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