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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风采

被遗忘的国家任务——记国际传播学院车洪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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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物    2014-03-07    浏览量:2747
摘要:36年前,国家让他编纂“阿富汗语词典”,后来国家忘记了这项任务。车洪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纂者。


    在打印店打了几份材料之后,车洪才先生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进包里,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进门之后他也不知道该找谁,直到传达室的人来询问,他才被告知应该去外语辞书编辑室。编辑室里只有一位小姑娘,问他:“您要出什么书?”他说:“出一本词典,《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没听说过。”小姑娘摇摇头。“大概有多少字呢?”她又问。“两百多万。”车洪才答道。她惊讶地抬起头,赶忙去找编辑室的主任。

    当编辑室主任张文英赶到时,车洪才把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体例说明的材料交给了她。她越看越吃惊,突然发现这本词典在商务印书馆是立了项的,但她却完全没有印象。最后她跑去资料室查档案,结果在一份1970年代的档案中找到了记录: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时间是1978年。

    这意味着,到2014年即将出版为止,这部词典编了整整36年。

    被人遗忘的词典

    车洪才的儿子车然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自家的客厅里,摆了一个占据整面墙的柜子。柜子很像是中药房里的药柜,上面有一个个的小抽屉,“往外拉能看到里面是一溜写满字的白色卡片,沉得要命。”那时候除了父亲没人能看懂上面写了什么,他也不知道父亲的工作跟这卡片有什么关系。

    后来,车然又把这些卡片统统搬到了厦门,因为怕丢失不敢托运,只好每次坐飞机带一部分,“果然沉得要命,每次都超重。”

    这些卡片是车洪才在30多年里积攒出来的,上面写满了普什图语汉语的翻译词条。这几年天冷的时候,已经退休多年的车洪才就会到厦门儿子家里住上几个月,没事的时候他打太极拳,陪老伴去海边或者干脆在家里看诗歌集。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对着一台电脑,把卡片的内容输入进去。现在,这台东芝笔记本电脑是他的“宝贝”,里面存着他积累的包括5万个词条、合计250多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为此他曾经做过两次眼部手术,其中一次是视网膜脱落,早上一起床发现平时个子高挑的孙女怎么成了一条缝?结果第二天就看不见了。然后就是这些年耳朵也听不太清了,左耳比右耳好些,所以家人都习惯站在左边跟他说话。

    邻居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喜欢在院子里溜达、有点耳背的老先生即将完成国内第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但事实上,连出版社都忘记了这部字典的存在。

当初负责这部词典的编辑孙敦汉已经80多岁,他还记得当时有两个人脱产来编这个词典,其中一个就是车洪才。“当时没有规定期限,没人知道要做多长时间。”

    在他的记忆里后来又开过很多次辞书会议,有的词典又分给其他出版社了,“文革”刚结束也比较混乱,加上两人工作调动的原因,“就渐渐没了联系,出版社也就忘了这回事。”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国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不到100人,目前长期使用的也就30多人,集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边防和海关等。“除了这些人,很少有人会用这本词典。”车然一直担心词典无法出版,他托人打听别的出版社,甚至考虑过自己出钱完成父亲的心愿。

    “我不着急,这都等了30多年了。”车洪才说,“我心里有底,我编的东西的分量我知道。”这些年,唯一关注他的词典的居然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阿富汗人,车洪才也搞不清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打电话过来问我的情况,上来先用英语说,然后开始用普什图语,好像在考验我似的。但我答得很好。”这让他有些宽慰。

    天降大任

    在车洪才北京家中的书柜里,大大小小放着他在大使馆工作期间和各国政要的合影。书柜的最深处有一个16开的本子,封面用普什图语和英语写着“毕业证书”,是他在阿富汗喀布尔大学文学院留学后获得的,那里是他和普什图语最早结缘的地方。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与中国建交、半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

    这时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有几个新建使馆甚至派不出到驻在国的翻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去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即非通用语。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三的车洪才就是被抽调的学生之一。

他异常兴奋,“因为派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多,而当时阿富汗还被划为资本主义国家,机会很少。”那时候他还不是党员,他觉得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

    刚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学什么语种,只是被使馆临时分了宿舍,宿舍里就有日后一起编词典的张敏。最后决定的人随手一指,告诉他们:“你们这个宿舍的人学普什图语,另外的宿舍就学波斯语吧。”

    他琢磨着国家派他来是为了取经,那就要尽快把经带回来。于是没休过寒暑假,花3年时间学了9个学期的课程,他觉得这是一个“历史使命”。

    回国后他先是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教语言,培养了两批学生,然后去了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其间还被要求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成普什图语,“那时候国家对非通用语的需求非常大,我就被调来调去。”他说道。

    1975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准备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文革”后期,辞书市场是一片荒地。截至1975年年初,书店中公开出售的中外文词典,仅有《新华字典》、《工农兵字典》和《袖珍英汉词典》等少数几种小型词典,收词也非常少。

    “这是个非常光荣的事情”,1978年商务印书馆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交给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工作的他,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我出国所学的就是为了这一天。”

    同时参与编写的还包括他的助手——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的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他们两人完全脱产编字典。老同学张敏则利用在国际台普什图语组工作的便利时常帮忙。

“我们那时候就有一股冲劲,想要把这个事做好。”张敏对《人物》记者说 。

    车洪才刚接手词典,信心很足,他希望打造出中国第一本优质的普汉词典,“可以流传后世的那种”。他和宋强民都乐观地认为词典的完成会在“两三年之内”。

    在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他们把能找到的相关词典都摊在桌子上。宋强民以前学过木工,他给每本词典都做了个托架,方便阅读。车洪才则开始利用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进行编纂,直接在上面用铅笔修改。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经费。他们从国际广播电台借了一台普什图语打字机,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后来俩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于保存,宋强民就找到了当时西单二龙路街道办事处的一家印刷厂,厂里有一些不用的下脚料,他拜托他们把这些纸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于是就有了统一的格式:在15×10厘米的卡片上,先是普什图词语,然后是注音,下面是词性,最后是释义。

    “小宋爸爸是戏剧学校的领导,小时候抄过戏文,所以他的字也写得很工整。那真是一丝不苟地写字。”车洪才感叹。

    他们甚至考虑到了做好以后怎么印刷,在“文革”的时候外文印刷厂排过一本普什图语毛主席语录,有现成的刻好的铅字,直接就可以拿来用。但好景不长,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政权,中阿关系陷入恶化。他担心政策会有变化,但还是安慰编字典的同伴:“这个时候应该更需要这部词典,因为阿富汗的‘亲苏’身份使它成为更重要的调研对象。”

    结果等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没有人过问这件事。领导从没来看过他们,同事除了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上见他一面,都搞不清他在做什么。只有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每隔大半年会打个电话过来,询问一下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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