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不受支配
编词典的工作繁琐而枯燥。他和宋强民长时间地闷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铅笔“沙沙”写字的声音。因为过度聚精会神，眼睛会很疼，“像针扎一样”。碰到生僻的词汇，有时候一上午也编不出几个。车洪才觉得自己就像是电影《李时珍》里的人物，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而没有尽头的采药工作，“编词典的时候看着外面的楼一天天上去，我就在想我们这速度怎么上不来？”
但在车洪才的夫人学平女士看来，他们的速度已经够惊人了，她经常去办公室发现俩人默不作声地一个译单词，一个抄卡片，满屋子纸片堆得都快把人埋起来了。她从不敢打扰他们，因为有一次她拍了一下车洪才的肩膀，结果他像触了电一样抖了几下，“太专注了”。
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
“那时的工作已经完成了70%，就快做完了。”车洪才对《人物》记者说。
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把词典停一下，“让我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理由是“总该为院里做点事了吧”。车洪才临走前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外语系的办公室里，谁知道一锁就是20多年。
调研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84年的春节，他心想：“这回该让我编字典了吧。”
结果过完年他先是被要求组织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这一干就是5年，“赵忠祥都曾是这个班的一员。”结束之后又被外交部借调去巴基斯坦大使馆，那时候他已经52岁。这意味着他要从教学工作转到外交工作，还要在当地学开车，每周都要穿上正装参加使馆的宴会。
他不乐意去，在家躲了3个月没有回复。外交部干部司沉不住气了，车洪才印象很深刻，“我们家那时候都没有电话，后面传达室那儿叫我，喊我电话。我想谁打电话找我，结果是外交部的干部司，哎呀能不能来一趟谈一谈。”
去了那儿他先是说自己身体不好，“有肾结石血压高什么的”，结果外交部医务室一查没事，可以去。结果就去了。而他的10万多张卡片还锁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办公室的柜子里。他对此耿耿于怀很久，后来在写书面材料阐述词典工作如何停止时，他写道：“被强行调动，这项工作由此搁浅。”
到了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经常拿一张巴基斯坦当地普什图语报纸，在上面圈新的词汇，他想想就心痛，“这么多人的努力就摆在那里了。”
他也惦记着那些卡片的安全。出国前曾经发生过一件让他心痛的事，有一次外语系办公室装修，他刚好路过那儿，突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柜子出现在水房，然后满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户上、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处都是。原来工人把卡片柜中间两个抽屉卸下来，拿出里面的卡片，铺在地上睡觉。
车洪才当时就疯了，“你们这是犯罪你知道吗？！”他冲着工人大发雷霆。“我一张一张往回捡，完了以后全部拿回家里面，女儿帮我排序查漏，有的字她不认识啊，有的看着像就往那儿搁在一块。”查到最后还是少了百儿八十张，他很伤心，卡片装在箱子里，他都不愿再看箱子一眼。
1992年4月，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游击队接管政权，中阿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正在巴基斯坦的车洪才被派到了30多年没去的阿富汗。他又重燃希望，觉得可以为词典搜集资料了。结果没几个月，阿富汗内战加剧，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
撤离之前，大使馆中了13颗火箭弹，宴会楼直接塌了，房顶也全是洞，还有一个火箭弹卡在上面没有炸。车洪才当时正躲在一边避弹，突然就觉得：“我的命运都不是我支配的。”
回国之后，已经没多少人还记得有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需要编写了。学院里的领导都已经更换了一批，没有人听他的汇报，也没有人给他安排新的工作。他完全被遗忘了。“档案里都没这段了，”夫人学平说，“那段时间他不跟人交往，人都有些不正常，没多久就退休了。”
未完待续
车洪才记得，第一次听说本·拉登的名字还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即便退休了，他仍然关心阿富汗局势，他分析塔利班里面应该有正规军混了进去，“不然不会那么快控制全国的局势。”
结果不久之后就发生了“9·11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拉开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战争的序幕，此后自杀性爆炸事件层出不穷，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反恐战争”的时代。由于长期在阿富汗作战，美国政府感到普什图语人才奇缺，还曾公开向全世界招聘既懂英语又懂普什图语的人才。
这时候，北京广播学院也恢复了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招生，在家待了很久的车洪才被请过去教授普什图语。他偶尔会在课堂上提到那本没编完的词典，还有锁在箱子里的卡片，学生们都很惊讶，觉得“不编完可惜了”。
此时中阿两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普什图语的需求很大。在甘肃，一个阿富汗人贩卖鹰隼，审判的时候没人懂普什图语，还专门从北京调了他的一个学生过去翻译；而一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频道工作多年的领导，刚下飞机到了乌鲁木齐机场就被一群阿富汗人围住请他帮忙，因为他们不会填写出入境表格。
这让他决心把词典编完。2008年不再教书有了完全闲暇之后，已经72岁的车洪才叫上原来在喀布尔大学的同学、一起编过词典的张敏，作为共同的主编来完成这部词典。“前几天我还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他有前列腺炎，说最近还要再检查检查。我说不要紧，离死还早着呢，坚持把这个干出来。”
“反正也没事。”张敏乐呵呵的，“就是想给自己总结总结。”他现在需要把过去总结的词条重新校对一遍，还要往里面添加新的词汇。
为了能让出版社印刷，他们必须先把卡片上的词条输入电脑。张敏不太会用电脑，这事由车洪才来做。一开始总是出事故，不是忘记保存了，就是他的普什图文软件和系统不兼容。这个软件是他在瑞典一个阿富汗人创建的网站中找到的。“他一皱着眉头从屋里出来，我就想坏事了，又要重装系统了。”学平说。
他还让儿子车然公司的员工帮忙，那时候刚好金融危机，员工闲着没事，4台电脑五六个员工轮流输入。“他们主要输中文和注音，普什图语还得他自己输，就这样他还不满意，嫌人家错误率高。”车然说。
又花了4年多的时间，到了2012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车洪才觉得悬了30多年的心终于落定。
他拿做外交和做词典比较，“搞外交也是很累的，但是跟搞词典的累不一样。搞词典需要一种韧劲，一种不断地，就是不能有任何动摇地往下搞下去，如果思想放松，我干吗要这么费劲，不干了，也就放下了。”他说，“从个人来讲，我更愿意搞词典，它有更长远的影响。外交工作我能做，别人也能做，但是词典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编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编的。”
他另一个编词典的同伴宋强民2000年前就已经去世，但宋在美国的夫人韦力听说了他又重新编写词典的事，还专门打电话过来询问，说出版如果需要钱，“我赞助！”她觉得丈夫一辈子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就没有白活。
车洪才说：“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现在没拿到一分钱，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这个东西，评职称什么的都没用过这个，用不上。”
2012年4月，去商务印书馆的那天，是他30多年以来头一次回去，他洗好了头，套上一件棕色的皮夹克—这样显得精神，搭着公交就来了。儿子的担忧也并没有出现，张文英女士当场就表示她愿意接手词典。按照合同规定，词典将会在2014年年内出版，每千字稿酬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