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天，中国传媒大学的西门外常会飘起漫天柳絮，正是这个时节，来自全国各地参加播音专业面试的考生总要从中国传媒大学西门附近的播音学院排到西门外的大道上，折了一圈又一圈，甚至还有跨越重洋远道而来的外国学子。在和风煦日下，在满目繁花中，踱步于广院小道中的张颂，心中该是欣慰满满的。
“播音有学”
在悼念张颂先生的众多微博中，他最亲近的学生柴芦径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多少人，并不了解张老师。大家看到的是他的成就，却不懂他的追求。孤独的行吟者，筚路蓝缕，壮志未酬。”1995 年就跟随张颂攻读硕士学位，后来成了他的博士生，毕业后一直在他身边任教，柴芦径对张老师内心的解读，比许多人都透彻。
1959 年，踏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门的那一刻，张颂的复杂心情恐怕是今天的播音学子们所难以理解的。和今天的播音员主持人身上的熠熠光彩相比，当年，那不过是“没出息的报告员”。尤其对于毕业于名校的大学本科生来说，放弃光荣的人民教师职业而选择“报告员”，多么令人匪夷所思！看着大多数同学留在了北师大，张颂也彷徨了，他对老师齐越表达自己的想法，齐越的一句话让他醍醐灌顶：“播音员是在更大的讲堂上当老师。”
从此，他迷恋上了声音。一花一世界。他暗下决心，要为看似“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播音构建一套理论体系，证明“在中国播音学的土地上，刨个土挖个坑，就有收成！”他相信播音员主持人不是“念稿员”、“传声筒”，他们的创造性能够催生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播音有学”！不论让不让播音，不管能不能讲课，他不计寒暑，矢志不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颂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朗读学》。这本书出版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学界大受震动，开始向播音专业行注目礼。
改革开放后，面对广播电视的迅猛发展，声音的表达又一次被冷落了，各种无视语言规范、轻蔑语言功力的观点、理论不胫而走，甚至出现了对语言研究者的攻击。向来低调温和的张颂按捺不住了，“在指名道姓的境遇里，在‘消极’、‘失误’、‘诡辩’等连篇累牍的帽子扣下来的情况下，不能再沉默了，沉默大约相当于‘无理’。”于是，在上世纪90 年代，张颂集结了一本10章的《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对广播电视播音理论方面存在的一些误解和偏见予以澄清，以期“明了是非，发展事业，从中仍可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随着节目主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荧屏上，“口语至上”的危机出现了，社会普遍抬高“主持”，轻视“播音”，有些主管领导表现出“惟口语为佳”、“独尊口语”的倾向。张颂又一次奋笔疾书，竭力呐喊：书面语的“有声版”，做得好也并非易事！所谓字正腔圆，只有心正，才能字正，只有情绪饱满，才能腔圆，播音是一门和个体素养息息相关的文字语言的艺术再创作。“无论是‘播音’还是‘主持’，无须定于一尊，也无须分出高下！”在当时，发出这样的声音是需要十足勇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