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在刊物上发表，那就在墙上发布。程鹤麟一不做二不休，抄成那会儿尚属合法的大字报，贴到一号楼东墙右下角。回头看看化平兄刻好的蜡版，程鹤麟杀得性起，把它按上油印机，印成小字报，请《秋实》编辑部夹带在《秋实》里，寄发到全国部分高校。还不过瘾，上街，把它贴上西单那面历史名墙。一不小心，程鹤麟跟历史发生了一次暧昧关系。
程同学为何又取笔名“郑辛之”？这背后也大有故事。
程鹤麟：出这么大风头，不好意思用真名儿，又懒得动脑筋想，写稿那天刚好收到高中好友郑新芝的来信，就顺手将他名字改头换面做了笔名。老同学后来看到我用这笔名，也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坐言起行。不光写，不光发布，我还穿。写完发布之后，为了对自己表示声援，程鹤麟上街买了条喇叭裤，恶狠狠穿上，凶巴巴满校园乱窜。
穿起喇叭裤的程鹤麟险些被校方开除，但最后还是虚惊一场。程老汉曾把自己与电视的相遇比喻成误撞，评价自己是“左脑使用过度的恋字癖”。这一次，文字狂人真正用文字的才情彻底愤青了一把。
和程老汉的“以笔做刀枪”不同，周五一同学用先锋影像表达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周五一：1980年春天，我在昆明市翠湖边进行摄影作业，看到农业展览馆前立着一尊毛主席塑像，是昆明仅存的几尊之一，且个头最大。我们这一代也受到过“文革”的冲击，看到那个巨大的造型，心中就会泛起颇多记忆与感怀的涟漪。很想把这种感受传达出来，引起大家的共鸣，于是拍摄了这张照片。选择从背面拍摄，并在当时抓拍到了一个孩子在画面中，那大与小强烈的对比产生的压抑和冲击，似乎更能表达我对“那时”的感受。
领袖像永远是政治，它象征着无法撼动的权威。“文革”当中，北京广播学院一个老师因为在报纸正面裁减一个文章，没有注意到背面是毛主席头像，无意间就把毛主席头像给剪了，结果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差一点没被打死。而周五一的镜头是如此具有颠覆性，他不仅拍摄了主席像的背影，还抓拍到了一个在画面中的孩子，她在画面中扭头望向主席塑像，似乎在审视着这位历史巨人。这张照片在学校展览之后，引发了多种不同观点的争论。有的同学从构图去分析领袖与孩子的关系，有的同学从主题来解读“文革”与当时的对照，图片中的种种复杂意味无人能够一言以蔽之。
后来，周五一给照片取名为《那时……》。
30年过去，当我们有幸看到周同学翻箱倒柜找出的这张《那时……》时，遗憾的是当时设备条件差加之失误，底片上前后两张有部分重叠了，本来是全身的取景只留下了半身可用，不过还算幸运，还能裁剪出不差的构图。
英语凶猛
77摄影班有两个英语迷：孙林和田广。前者出身学者之家，沉迷英语，对自己的人生有明确的规划；后者来自小城市，自立自强，渴望通过学习英语接触更广阔的世界。
韩国强：我喜欢散步，和孙林两人经常一起边散步边聊天，关系挺好。他父亲孙尚青先生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所长，老一代经济学家。当时孙林想法挺多的，学好英语，就是想出国深造。
为了实现理想，孙林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安排给了英文学习，埋头读书，将别的干扰统统排除，几乎不在同学交往上花费任何时间。
田广与英语的深度结缘，则来自与一个外交官家庭的交往。
田广：在中学的时候，曾经学过一点英语，自己以为还学得不错，会用英语说几句革命口号，而且还会用英语讲半夜鸡叫的故事，当然了说的什么大概只有我自己才知道。那个时候广播学院外语课是分成快班和慢班的，经过考试我参加了快班的学习。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原来还自以为自己的英语不错，哪里知道同其他班级以及我们班的英语好的同学相比，我的英语水平简直就是拿着头发串豆腐——没法提了。开始，我也就认了自己不行，也没有想如何很快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觉得只要能考试通过就行了。后来在我的大学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在现在看来是个鸡毛蒜皮的事，而在当时却似乎是一件天大的不得了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