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在现在算是未成年人，需受《妇女儿童保护法》保护。而在我十五岁时，被“上山下乡”的大潮裹挟，从北京来到了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川县髙柏公社“下熟畔”村，这个小山村只有十二户人家，六十多口人。我在这里当了三年农民，六年的农村干部，这九年的人生经历，给我打下了深深的“农民”的烙印。
一、农民大学生
1978年，我进入了北京广播学院学习，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什么都觉得新鲜。在农村时，只能找到《薛仁贵征东》或是《麻衣相》之类的书看看，了解外面的世界也就是借着《自然辨证法》《大众摄影》一类的杂志。广播学院有那么大的图书馆，有那么多的书和杂志，让我吃惊的同时不免兴奋。那时学生的习惯不是在图书馆看书，而是把书借出来。有一段时间，我会经常借书到教室看。据同学后来说，那时教室黑板的一个角落经常有寻物启事，多数都是我在找书。对此我不太记得，但是有一个清晰的记忆是，毕业离校时我赔了图书馆好几百块钱，因为借书不还，是要赔钱的。
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我还穿着老棉裤老棉袄时，交际舞、喇叭裤已然风行；我还贪婪于巴尔扎克、爱森斯坦、斯坦尼体系这些艺术传统时，星星画派、伤痕文学、朦胧诗等等已经强烈地冲击着那时的文艺青年；当我在为终于脱离了政治有一个专业可学而庆幸时，民主墙、三角地、竞选学生会主席一类的政治游戏成为大学校园的一道风景线……农民毕竟是农民，面对一个全新的校园生活和变化的时代，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
农民干活讲求实在。当年在农村时，农活里最难的“提耧、下籽、入麦秸，扬场使的左右锨”，我样样精通。如今学了摄影，也要练好基本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很早起床，到操场的一个角落去举砖头，像举摄影机一样，单臂水平举两块砖头，来练习稳定性。这种笨办法大概只有农民才会去做，大概一年多，自己也觉得挺可笑就停了。后来事实证明，摄像机是肩扛的，根本不用手举。
农民除了实在，有时也会耍点小聪明。上了大学，大家都很在意考试的分数。但那时的学生不会作弊，只会在考前玩命去复习。专业课不去说，多数是靠作业、作品来评分，有些文学、政治之类的课，老师会事先出一些参考题或划定一些复习范围。有一次考一门政治类的什么课，老师给总结好几个要点。由于这类课不很重要，大家不会花太大功夫复习，考试照抄就行。分数下来我得“优”，同组的同学问：为什么都是抄，你得“优”，我们得“良”？我说：你们抄是12345，我抄是24351，老师认为你们是抄的，我是自己答的。后来，在接触结构主义时发现，改变某个局部可以改变整体的意义，原来真是一种方法论。
那时的农村还叫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不像今天的人那么在意私有财产，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家的。当年，只要在上学前工作过五年就可以带着工资上学，进入广播学院的有不少是带工资的，但是在我们那个学习小组中我确实是唯一一个带工资的。于是，我的工资基本上成了我们小组的活动经费。经常我的工资刚从陕西汇来，我还没见到，已经被人拿着汇款单去邮局取钱去了。那时候，小组六七个人去王府井“东来顺”吃一顿涮羊肉只要十块钱，但那已是我一月工资的五分之一了。记不清有多少次小组活动，也不知道花了我多少钱，只知道毕业后我结婚的时候，我的存折里只有一百多块钱了。好在太太没有埋怨我，因为，她就是我们小组的成员之一，算是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