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民知识分子
自1978年国务院恢复了职称评定，教师从文革中的臭老九成了人模人样的“知识分子”，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就成为学校里的年轻人要不停攀爬的阶梯。毕业留校后，我就走上了这个阶梯。
知识分子有不同的类型：看很多书、写很多书、有很多学问的是大知识分子；留过学、知道很多新名词、所谓言必称希腊的是洋知识分子；即使一般的知识分子也是衣着光鲜、出口成章。而我，看报看杂志比看书多，拍片子写词比写文章多，课堂讨论比讲课多，甚至还会白天上课吸烟，傍晚光着膀子在家属院里散步。所以，我给自己定位为“农民知识分子”。
农民知识分子的特征之一是，将理论与自己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刚毕业时，正是各种艺术理论涌入中国之时，什么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接受理论、意识流等等。其中对电视圈影响最大的是巴赞、克拉考尔的“纪实理论”。在那时，大家最欣赏的是“长镜头”，但是由于胶片珍贵，很少有机会去拍长镜头。有一次机会来了：记得是1983年，去潍坊拖拉机厂的企业宣传片（那时刚刚开始允许搞创收给系里挣点钱），怎么表现拖拉机质量好？我们跟厂长说，开一辆拖拉机从山崖上摔下来，还能走，不就说明质量好吗？厂长居然同意了。按照蒙太奇分切很简单，但我们要用长镜头。我们开了两辆拖拉机到一个二三十米高的山崖上，准备一辆摔坏了，再摔一辆，两辆都坏了就用蒙太奇。“一辆拖拉机在走，镜头拉出高耸入云的山崖，拖拉机从山上掉下来，在空中翻了两圈，摔在地上，镜头随着一群跑上去的人慢慢推上去，翻起拖拉机，司机上去扶着摔得歪斜的方向盘将拖拉机开走，镜头跟着拖拉机远去……”一个长镜头二分钟，只用了一辆拖拉机就成功了。后来有好几年，这个镜头都是我讲课用的案例。农民知识分子总是相信自己实践得来的理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电视的理论很不系统也很不成熟，国外的译著也很少。在电视系组织全国第一套电视专业教材“电视节目制作丛书”时，毫不夸张地说，书店里所有关于电视的书加在一起也不过一个书架。那时建立一个学科体系和一个理论系统，不像现在拿来主义那么便利，翻译几本书，介绍一些名词、流派，用一个框架一套。我们用的是农民的笨办法，从实践需要去建构理论。
写东西，对于我来说不是喜欢的事。我不太喜欢参考别人的东西，总是自己去想，所以，只有到有所感有所悟时才有兴趣去写点东西。记得写第一本书时得了痔疮，最后是趴在医院的床上抄完书稿的。那时没有电脑，稿子全靠手抄。从此就养成了趴在床上写东西的习惯。虽然我自己写的东西并不多，但是，我先后组织了三套有关电视方面的书，《中国应用电视学》《电视学系列教程》和《电视学系列教程修订版》，用了十来年，基本建构起中国电视专业的教学系统和理论体系。电视学的理论是几代教师从我国自己的实践中作出的总结、概括和提高，不像一些新兴学科的理论那么洋，那么玄，那么深。因为电视的理论太土，太直白，我们只好把它叫做《应用电视学》。直到今天，它仍是全国电视专业教学的基础。应该说这是我一生中做的最有价值的事。
实习，是学电视的学生必不可少的学习环节。1989年动乱后的第一届学生入校，我带着86级的学生高晓蒙和黄东文去拍他们的军训。这部名叫《大学第一课》的片子完全靠现场音响、同期声采访、自然光线，没有解说，没有音乐，讲述大学生的心态变化。现在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当时是个了不得的创新了。有意思的是，此片去参加一个大学生电视奖的评选，据说评委们激动不已，原来评奖只有优秀奖，不分等级，看了这部片后，一致决定要分一、二、三等奖，一等奖自然是《大学第一课》。这是广播学院学生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大奖。
说到第一，还有一个。何苏六，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电视学术领域很有名的青年学者。1993年做我的研究生时对电视完全不摸门，他原是学哲学的，写得一手好文章。到毕业实习时已经给北京台正式做节目了。当时有个在法国举办的纪实电视节全球征集作品。我鼓励他去尝试一下。我们从他做的节目中选了一个自闭症儿童和她母亲的故事，连夜修改，配英文。我记得是结稿的最后一天下午送到法国使馆文化处的。后来，这个叫做《母亲，别无选择》的短片竟然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国际青年电视节大奖”。
这是广播学院的学生第一次获得国际奖项，其实也是中国大学生第一次获得国际上的电影电视奖。
我其实特别羡慕那些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文采飞扬的真知识分子，而我这么多年就是学不会。所以，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这是误人子弟，我只是个农民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