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地图”，不仅是山川形胜，道路建筑，更重要的，还兼有人的行走。人迹所至，皆有精神。人的面貌，何尝不是山川、城市的脉络，何尝不构成精神地图？
——张鸿声
张鸿声老师主编的《北京文学地图》和《上海文学地图》是两本很有趣的书。书中你会发现那些熟悉的地方有着你不熟悉的过去，譬如巍峨耸立的前门曾经被八国联军用大炮轰塌，后来为了迎接慈禧太后“回銮”，搭棚子和扎彩子的匠人用杉木和五色绫绸扎了一个“城楼”；你也会发现你和那些作家的距离并不遥远，你可以追随张爱玲的脚步步入她的爱丁堡公寓，体会她在日常生活中领略的趣味——“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能睡得着的”；当然，你也可以欣赏书中优美的文笔透出的文人情趣，确是一件赏心乐事。
城市、文学、作家，三个元素碰在一起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张鸿声老师。
古都的消逝和价值观的变迁
张鸿声老师是开封人，在他童年的记忆中，这座“东京梦华”的古都有着和老北京相似的胡同、院子和城墙。然而这些古都风物，现在大多已经看不到了。在上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浪潮和90年代以来的商业化浪潮席卷下，中国各地古城的运气都不太好。尽管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乏火烧旧都的记录，但在张老师眼里，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相似的摧毁行为背后，却是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是循环论的价值观，尽管新朝代替了旧朝，“道”却是不变的；后者是进化论的价值观，人类历史被视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单一线性过程。
中国近代以来饱受欺凌，“落后就要挨打”成了多数人的信条，于是旧中国的东西大多被视为落后腐朽的，不符合发展这一“基本价值”。梁思成就说过，现代中国人觉得凡是老东西都没有用。“老东西没用，这是中国人百多年来根深蒂固的心态，可以说是一种‘新国民性’。老中国有老国民性，比如阿Q；但百多年来中国人有了新国民性，那就是过分迷信进步和发展，对老东西极端鄙弃，对新东西无限热情。”他说。这种态度反映在城市建设上，就是要求日新月异。北京、开封等古城的消逝，就是这样一种进化的价值观造成的。
挖掘表象背后的意义，寻找行为背后的原因，张鸿声老师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在他的城市文学研究中，他用新的研究范式，条分缕析上海和北京城市意义的构建，呈现出一个更多元、更真实的城市样貌。
学思历程：从反映论到话语论
张鸿声老师的研究领域是现当代文学。90年代初起，他开始以城市文学为主要研究领域。在最初的研究中，他沿用传统的研究范式，注重城市经验，采用“反映论”式的研究模式与社会学研究方法。在这种研究范式中，研究者会把实际的城市生活和文学作品相对应或者完全相等，完全把文学看成是城市生活的再现，认为文学写的就是客观的城市生活。到了千禧年左右，受西方“文学中的城市”这一命题的影响，张鸿声老师的研究范式有了很大转变。他不再认为城市文学只是城市生活的客观再现，而把城市文学创作认为是赋予城市意义的过程。“文学作品可能会通过一些话语赋予一个城市以一些意义，这个意义不一定是城市本身呈现的。这样一来，‘客观的城市生活’和‘文学中的城市’不一定相等。有可能有两个城市，一个是实际的，一个是文本中的。”
这种研究范式，张鸿声老师称之为“话语论”。在具体的研究中，他有一个看法：在文本中，经验与想象两者共存。那么，文学中的城市（如上海、北京）究竟是经验中的，还是被想象意义所赋予的？如果我们假定也有后者，那么我们赋予城市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赋予城市这个意义？我们怎么赋予城市这个意义？这是对话论研究范式的三个核心问题。在上海和北京的文学研究中，张鸿声老师详细探讨了这三个问题。
